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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回忆录传记)


第六章 高寿唯德 一生善良:

    父亲乐于助人,爱交朋友,性格非常和善。小孩子也犯错不稀奇,家长也会施以必要的警诫。但我从小到大,爸爸没有动过我一指头。弟弟脾气更很倔强,小时候因为不听话,妈妈没少打他;可爸爸却从来也不体罚他。
    爸爸特别注重亲情。他对亲生儿子的舐犊之情无以言表,和侄子辈、孙子辈也感情深厚。在北京刚做完眼睛手术后,孙子唐一方来探望,他高兴地从床上站了起来。大夫在旁边看见了,连忙挥手说:“别动,别动,刚做完手术,要注意保养。”
    父亲乐善好施,扶危济困从不吝啬。当时我爸的条件稍好一点,他就供我二大爷的两个儿子唐炳生和唐炳奇上学求知,将他们当自己的儿子培养,也从未动手打过他们。
    大堂哥唐炳生就从小就跟着我爸爸在吉林读书,一直到1957年清华大学毕业。期间费用,都是我爸资助。后来,大哥唐炳生曾对我说:“我考到沈阳后,家里没钱,三叔寄给我三十块钱。”三十元现在听起来面额不大,可当时是五零年代,那时的三十块钱,足顶现在的一万元,不算一个小数目了。
    前几年,我三堂哥唐炳超不幸罹患癌症。我爸爸慷慨解囊,资助他做手术。其他亲族,像我三姨、二哥唐炳奇、我二大爷的孩子,甚至孙子辈唐海鸥等,碰到事,他都出钱资助过。
当然,对于自己年轻时候所做的那些善事,爸爸从来不和我们主动讲。 
    受爸爸的影响,我母亲、弟弟也没少资助亲戚们。当然,亲戚之间的情意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但是微薄的资助也可聊表寸心,更有助于和睦亲戚关系。
    不止对亲戚,爸爸的乐善好施,已经成为融在他血液里的一种因子。爸爸帮助别人从来不分高低贵贱,能周济的一定会克服困难周济。据妈妈介绍,爸爸在做新兴农场场长时,对职工就像自己的亲人一样。有一位农场工人家的孩子得了病没有钱治病,他把自己的工资拿出来帮助人家。因为爸爸心慈面善,当时的工人们甚至亲切地称呼我爸爸为“唐老太太”。
我妈妈后来和我开玩笑说:“你爸爸当了场长之后,没看到他给家里添补了多少,倒是给咱们家增加了很大的饭量。为什么这么说呢?下班后,工人们都跑来咱家吃饭了。咱家那个红火热闹,就跟开了饭店一样。当时还没有你呢!”
    妈妈还说,在那些艰苦的岁月,老百姓的衣服一般都是自己做。可她给我爸做好的衣服,爸爸经常拿来送人。
    家有余德,必致吉祥。我十五六岁时,家里非常拮据。有一次,爸爸身体不好,急着买药,可家里没有一粒大米,无法换药。无奈之下,我只好去摘花村借粮食。摘花村的联防主任听了我的简述,没有丝毫犹豫,爽朗地说:“我知道你爸爸,这人最好了!这回他朋事了,二话没有,大哥给你解决!”
    五十年代爸爸被人诬陷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时,上级组织成立了专门的工作队去吉林省五棵树县,要调查他做警察这三年期间,到底有没有犯过诸如打死人、迫害群众等罪恶,结果一无所获。80年代,我帮爸爸申请平反、落实政策时,曾就此事问过妈妈:“妈妈,像伪满警察勒索群众、充当害群之马之类的民愤,爸爸到底有没有?”我妈妈毫不犹豫,斩钉截铁地说:“就你爸爸那个性格,可能吗?他就是个老好人,实诚、善良到家了,怎么会有民愤呢?”
    夫妻本是同路人。我妈妈的性格也是这样。她过去曾经要过饭,是典型的无产阶级劳苦大众出生,因此骨子里也极其善良。父母这种乐善好施的遗风传承下来,也让我们后辈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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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回忆录传记)

 

     1962年,我从八一学校初中毕业,升入北京女三中读高中,开启了我的少女时代。
    北京女三中的前身是著名爱国主义者、慈善家和教育家熊希龄于1917年建立的北京慈幼局,后迁址北平城内西四帝王庙,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北京市第三女子中学,定为市级重点中学。
    学校的建筑非常有特色,据说流传北京的一个顺口溜“有桥没有水,有碑没有驮。有钟没有鼓,有庙没有佛”,说的就是母校的历代帝王庙。帝王庙建于明代嘉靖九年(1530年),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先祖的地方,其政治地位与太庙和孔庙相齐,合称为明清北京三大皇家庙宇。现在已经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学校后来也已迁址,改名为北京第一五九中学。
    想当初,在学校上课娱乐,并没有意识到身边的建筑都是价值连城的珍贵文物。进了大门,是古代皇帝才能走的御道,我们每天在上面蹦蹦跳跳;沿着中轴线往前,是两道大门,很有皇家气派,当年这里截成高三的四间教室;过了中院会看到金碧辉煌的景德崇圣殿,楹柱上的图案是用金箔粘贴而成的,精巧而不失富丽,殿内64根粗大的金丝楠木价格和黄金一样贵重,当年是我们的大礼堂,开会看节目还觉得楠木柱子碍眼呢…… 
    即使从学校环境来说,女三中也称得上历史底蕴深厚,校风也很好,女孩子们温文尔雅,懂礼貌、艰苦朴素,成绩不错。  
    和八一学校不同,女三中的同学里军人孩子少,有的同学家里生活比较困难。我低调做人,甚至同学们以为我也很穷,即使我带了好些钱,也从来没有被偷过。因为我觉得,一来做为学生没必要在生活上张狂,二来节省是好习惯。不过因为那几年对吃饭马马虎虎,个子没有再长高,停在初三一米六上,有点可惜。
    在女三中我交了很多好朋友,比如武迎平、陈祝东、李便珍等。但因为住校的同学很少,我们班只有我一个住校,所以我也结交了许多别班的好友,比如刘金环、马赢、钟品英等。
    好友钟品英是华侨,她爸是南洋的商人,她学习很刻苦,认真。
还有个好朋友叫刘金环,她是孤儿,从小在西四的教堂长大,解放前尚很年幼时就不得不起早贪黑地帮教堂做纺织等,小童工活得非常辛苦,好多孤儿在劳累艰苦的环境中死去,她熬到解放,才摆脱了童工身份,有机会上了学。
她性格比较孤僻,我们成为好朋友后,她给我讲教堂往事,我特别同情她,从她的经历中我更体会到现在的幸福生活得之不易,值得珍惜。我尽我所能帮助她,父母也叮嘱我要多照顾她。
    我的高中生活也留下了遗憾,比如同学马莹很向往进步,积极向我这个团员、政治课代表靠拢,自己也满腔热情地想入团。我有点看不惯她的一些生活方式,那个年代称为“小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就直言不讳地批评她,打击了她的入团热情。想起她的沮丧,我就感到内心不安,虽然事隔多年,也很想找到她,给她道歉。
    八一学校的物理老师陈老师对我影响很大,她教育我要善待他人,不要给人过分的刺激。她曾说,判卷子的时候,有的同学考得不太好,如果说“你这次考得不太好,但还是有进步的”,那个同学会蛮有信心,如果质问“你怎么考这样”,那个同学就可能越来越差了。
后来我充分体会到了“善待他人”的含义。语言是有魔力的,特别是人所尊敬和喜欢的人——亲人、老师、朋友——一句话可能影响一个人很多。所以在我后来的人生过程中,一直提醒自己讲话要有策略。(《仰观层云步重天——丁亚利回忆录》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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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家谱传记)

     

    我自幼从父母处得来的教训,是:“宁可人负我,不可我负人。”负于人,睡觉时都觉得愧疚。
      但不管怎样,生活还是要一天一天地过起来。平凡人的日常生活,离不开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东西,都要用钱买。20世纪80年代初,我们刚结婚时,工资很低,要实行“计划经济”,一切都要量入为出,有时,我不免为囊中羞涩而汗颜。春玲则很坦然,总是说,这比我小时候的生活强多了……
     我们家的住房一直不宽敞,开始两年,三口人挤在一间集体宿舍,很是不便,盼望着能够有一套家属宿舍。1984年,终于分得了一套两居室,觉得生活上了一个档次。到90年代,北京市民的居住条件大大改善,我看到一些人家的住房宽敞舒适,心想:春玲跟我一辈子,住不上宽敞的房子,我心不甘。春玲则说:“这比我小时候住的条件好多了。住多大的房子,也只能睡一张床。”
      有一位新闻界的老前辈,李千峰,延安时期就是名记者。六七十年代,我们同在人民日报社供职。1984年前后,他担任农民日报社社长,诚望我去他那里工作。人民日报社有我许多的牵挂,我犹豫了一个月。春玲说:“去吧!人挪活,树挪死。”1985年1月,我离开了生活工作达20年的人民日报社,到农民日报社上班。这是我生命的新起点,也是我家生活的转折点。我在农民日报社工作了15年,写下的消息、通讯、评论、杂文,不知有多少篇,没有统计过,不少于百万字吧。那十几年,我不知哪来的那么大热情,那么旺盛的精力。在农民日报社,我先后创办了《周末版》,担任过总编室主任、编委,被评为高级编辑,享受国务院特殊政府津贴。收入增加了不少。春玲的工资也不断提高。应该说是衣食无忧了,可以“优哉游哉,聊以卒岁”了。
     但是,90年代初,我也很闹心了一阵子。有一位通讯员,山东老乡,一来二去混熟了。他知道我年过半百,小儿子刚上小学,我很疼爱,这是我的软肋,便一再鼓动我想办法多赚点钱,以养育小儿。父老子幼,不得不虑。可我是一介书生,除了看书写文章,别无他长。他鼓动我去投资。他熟识一些企业,融资的利息很高。我不懂经营,不懂金融,钱袋里铜板也了了,奈何?可又顾虑小儿的抚养之事,忧心忡忡。我把心事给春玲说了。春玲说:“咳!你不用想那么多。儿孙自有儿孙福,他不愁将来缺饭吃。”后来的情势,果如所言。我的小儿子从小学一路走来,直到重点大学的研究生毕业。现已工作四年,事业有成。现在想来,我当时真是杞人忧天,自寻烦恼了!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位朋友,在一家报馆做了几十年编辑,退休之后,将一辈子的积蓄被那位“通讯员”拿去,投给了一家什么企业,多年之后,本望可以拿到一大笔本息,可是,左催右讨,收不回来,不得不到法院起诉,才得了结。没拿到高息,白落了个多年烦心。由此,我庆幸自己听了春玲的劝告,没落入陷阱。(《我们的三十年》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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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回忆录传记)

 

    “知青”这个名词是对具有特殊历史文化内涵的一代人的称谓,它凝聚了这代人坎坷的人生经历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他们是共和国的长子,他们的人生经历伴随着共和国大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他们的命运与共和国的命运一同沉浮。他们是中国社会发展演变的亲历者与见证人。
      当年,在国家面临的困境时,他们别无选择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上山下乡,他们充满青春气息的个体生命像蒲公英的花絮,在时代劲风的吹拂下,漫天飞舞。他们的足迹遍布广袤的田野,边疆,荒漠、山寨、水乡、林莽。他们将辉煌的青春梦遗落在黑土地、黄土地、红土地。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劳作中,脱胎换骨,摸爬滚打。在社会最底层难以想象的贫困和落后中,他们了解了中国的农民,国情,从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激情中清醒过来,开始反思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粉碎“四人帮”,国家发生翻天覆地的巨变,百废待兴;已到人生而立之年的知青一代人,满脸沧桑,以无限期待的焦灼目光,手挽手站在时代大拐点的地平线上;我们往何处去?这时党和国家领导人,面临由于十年文革浩劫造成的经济与文化的废墟,正在积极考虑,如何从积重难返中解决文革遗留的一连串的社会问题,统筹解决涉及千家万户的知青上山下乡,1978年---1979年初,发生的云南知青提出的“我们要回家”的请愿上访,促成中央高层做出:“让娃娃们都回来”的决断。百万知青大返城,像雪崩一样冲溃了长达25年的知青上山下乡长堤。许多返城知青几乎是一切从零开始,在已经陌生的故土,他们匆匆忙忙在比较短促的时间里完成人生要分几个阶段完成的事;成家立业,求学就业,生儿育女。接踵而来的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裹挟着他们,在新的生活中寻找自己新的位置。
     知青大返城后,各地知青又回到他们的故土,回到青年时代的原点,在纷至沓来的巨大社会变革面前,怀着强烈失落感和时间错位的知青们,克服了迷惘与颓唐,在行为方式和心理状态上作调整,投入改革开放的社会实践,发扬了在农村和社会底层久经磨练的知青们特别能够吃苦,特别能战斗的拼搏精神,经过十多年的磨合,他们不仅重新找到在生活的位置,而且成为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青春无悔”,这是一代人走出苦难,迎接新时代的旷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以他们崭新的精神状态和业绩向时代和社会证明“我们是优秀的”。
    这些以集体记忆为主流的知青回忆录,展示了他们充满艰辛苦涩的知青岁月,绝不仅仅属于这一代人;它所显示的思想光芒,性格力量,将带着无数青春的挫折和骄傲,构成当代中国奇异,悲壮的一页,为后世留下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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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回忆录传记)

 

    近几年,我陆续又听了一些年轻老师的课,我发现,处于四十岁上下年纪这个年龄阶段的老师,基本上都存在着朱老师身上的弱点,就是太重预设,太看重教学的“技巧”。在我看来,教学的“技巧”固然不可忽视,但更为重要的,是教师个人更要注重提升自己的学问与修养。我想,朱老师们之所以难以避免公开课中的这种弱点,大概是源于自己缺乏对在公开课上驾驭课堂意外的自信心和对自己语文功底的不自信吧。
    中学语文教育专家于漪,在自述自己的成长经历时曾说,自己原来的专业是历史,但改行教语文后,为了把课教好,除自学完了中文专业的相关学科外,每天晚上9点到12点这个时段,还要挑灯夜读相关的书籍,这个习惯一直保持了几十年。从于漪老师文章中对《朱子语类》原文的熟练引用,可以看得出,于老师对常人不愿读的八卷本《朱子语类》,都是花功夫认真研读过的。于老师通过广泛的阅读,在获得广博知识的同时,也获得了深厚的语文素养。她的课,之所以能做到每堂都不相同,每堂都是享受,每堂都几乎成为艺术,不仅缘于她授课之前对与课文有关资料的全面收集与精心整理,对课堂教学的精心设计(注重技巧),还缘于她在个人的学问修养上,做到了真正的厚积薄发(有深厚的学问功力)。
    这次梁老师的课,之所以上得让人忍不住叫好,细想,也是缘于她不仅做到了注重技巧,还做到了厚积薄发。
一个以追求上乘课堂境界为努力志向的老师,要想使自己的课达到完美境界,在我看来,仅注重教学技巧的磨练是不够的,还得要同时注重自己个人学问与修养的提升。只有在深厚学问功力支撑下的课堂,才能走向上乘的境界。(《求学问道》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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